關鍵礦產封鎖陰云密布，中國鋰電如何化解“命脈之困”？

當中國鋰電在全球市場所向披靡之時，產業鏈上游的礦產“命脈”正一點點被掐住。

2月24日，非洲鋰資源大國津巴布韋突然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鋰精礦出口，所有未清關貨柜一律扣留。據Mysteel調研，目前禁令已實質性影響發貨，所有未加工礦物（包括硫酸鋰、鋰精礦）的發運均已暫停，具體解禁時間未定。

華夏能源網注意到，僅僅一周后，3月4日，印尼將2026年鎳礦產量目標下調為2.09億噸，相較于此前印尼工作計劃和預算（RKAB）批準的2.6-2.7億噸的生產配額總量，再度縮減了約20%。

這些礦產資源國接連發生的變局表明，全球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持續高漲。從“賣礦石”到謀求“定價權”，它們試圖通過擰緊“水龍頭”來改寫全球礦產資源話語體系，以此來獲取更大、更長遠的資源利益。

在這套新劇本中，受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國鋰電企業。過去十幾年間，中國鋰電企業經過幾輪出海，好不容易構建起“全球買礦-中國制造-供貨全球”的完善產業鏈。如今，這套體系正在慢慢失效。

面對全球鋰電關鍵礦產資源變局，中國鋰電企業該如何應對？

關鍵礦產禁令層出不窮

2月24日，津巴布韋宣布立即暫停所有未加工礦產和鋰精礦的出口，包括目前在運輸中的貨物，解除時間將另行通知。

津巴布韋是全球第四大鋰生產國，出口的鋰精礦90%以上流向中國，約占中國進口鋰精礦的19%。這一出口禁令對中國乃至全球鋰電產業鏈有重要影響。當日，國內碳酸鋰期貨主力合約以11.8%的漲幅高位開盤。

事實上，這并不是鋰電關鍵礦產資源國的第一封禁令。

2025年2月，剛果（金）政府推出鈷出口禁令，暫停鈷礦出口4個月，并在禁令到期后，又繼續延長了3個月。直到去年10月，禁令才解除，轉為出口配額限制，12月正式恢復鈷出口，禁令累計實施了10個月左右。

剛果（金）的出口禁令，是典型的“限產挺價”行為。此前，由于三元鋰電池需求放緩、磷酸鐵鋰電池替代，鈷的需求增速遠低于產能擴張。鈷價自2022年高點以后持續下跌，到2025年初已跌破每磅10美元，創五年新低。作為全球最大的鈷儲量和生產國，鈷價低迷直接影響了剛果（金）的收入。通過出口禁令，直接提振了全球鈷價，2025年底國內金屬鈷報價較禁令前上漲超150%。

全球第二大鈷資源國，同時是全球最大的鎳資源國（約占全球60%）的印尼，也在不斷收緊鎳礦出口。2020年，印尼全面禁止鎳礦原礦出口，并強制采礦許可證持有者必須在印尼境內對包括鎳礦石在內的原材料進行加工和精煉。

此外，納米比亞、博茨瓦納此前也出臺了類似的禁令，南非在2025年批準了《關鍵礦產與金屬戰略》，其中明確鉑金、錳礦等為高關鍵性礦物，黃金、稀土等為中高關鍵性礦物，銅、石墨等為中等關鍵性礦物。南非據此不斷加強對礦產市場的監管，并限制相關礦產的出口。

資源國收緊出口的兩重邏輯

鋰電材料資源國不約而同地管制資源、限制出口，背后主要是兩大方面的原因：避免“荷蘭病”與全球資源民族主義。

荷蘭病（Dutch Disease）起源于1959年。當時，荷蘭在境內發現巨量天然氣后，開始大規模開發。隨著天然氣出口激增，大量外匯涌入，荷蘭盾匯率猛然上升。大量資本和勞動力向天然氣部門轉移，使得制造業競爭力不斷削弱，形成了“去工業化”的問題，荷蘭經濟結構變得單一。到了70年代，荷蘭出現嚴重通脹，同時，由于資源價格波動，國內經濟持續動蕩。

回到當下，無論是津巴布韋的鋰礦禁令、剛果（金）的鈷礦禁令，還是印尼的鎳礦限額，本質上都是關鍵礦產資源國在努力規避“荷蘭病”，以避免依靠礦產出口的經濟模式導致國內經濟結構失衡。

為了擺脫“荷蘭病”，資源國通過禁止或收緊原礦出口，以強制下游企業在本地建廠，把高附加值的加工環節留在國內。

例如津巴布韋礦業部部長坎巴穆拉（Kambamura）表示，該措施是出于國家利益，政府旨在提高礦產透明度、促進選礦深加工，并最大化保留資源價值。

印尼的實踐表明，這一措施是非常管用的。鎳礦禁令實施后，大量投資涌入印尼，冶煉廠、前驅體工廠相繼落地。印尼的出口結構持續優化：原礦出口接近停滯，取而代之的是中間體與精煉產品。產業鏈下游的利潤蛋糕，印尼成功切走了一大塊。

華夏能源網注意到，這背后還有另一重邏輯，即全球資源民族主義的抬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永中博士發表文章稱，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主要出現在非洲、拉美和亞太地區，通常以實現強化資源主權、控制資源流向、提升資源價值為目標。

王永中指出，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提高稅率或特許權使用費率；二是實施征收或資產國有化；三是重新談判或停止已有合同；四是限制或禁止原礦石出口；五是探討建立產銷聯盟。

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對全球鋰礦資源供應鏈穩定帶來強烈沖擊，嚴重損害了投資國的利益，踐踏了國際規則和契約精神，引起投資國的嚴重不滿。

例如，面對印尼鎳礦出口禁令這一資源民族主義行為，歐盟早在2019年就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磋商請求。不過，磋商未能達成，2021年，歐盟請求WTO成立爭端解決專家組，最終裁定印尼禁令違反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2022年，印尼再度上訴，此后幾年間，雙方的訴訟陷入停擺狀態。

中國鋰電企業該如何應對？

多年來，中國鋰電企業在全球收購礦產資源，將冶煉、加工、制造等環節在國內進行，又將制成的產品運往海外銷售，這套貿易模式已經輕車熟路，掌握著全球鋰電材料市場的絕對話語權。

如今，隨著越來越多鋰電關鍵礦產資源國“掀桌子”，中國鋰電企業“全球買礦-中國制造-供貨全球”的模式正受到挑戰，出海的門檻被大幅抬高。面對新變局，中國鋰電企業該如何來應對？目前有三條現實可行的路徑。

第一條，要從買礦思維轉變為扎根本土，與礦產資源國長期互利共贏。

單純在海外持有礦山資產的公司，在地緣政治風險劇增的當下，是極其脆弱的。而扎根本土，就是要在資源國形成完整產業鏈，讓自己成為資源國工業化不可或缺的一環。中資企業在印尼的鎳中間品加工布局，就是最好的樣本。

例如格林美（SZ:002340）在印尼布局了大型鎳資源濕法冶煉項目；華友鈷業最早在印尼布局鎳資源，構建了鎳、鈷、鋰新能源金屬全產業鏈；而中偉新材（SZ：300919）作為全球三元前驅體龍頭，向上游延伸布局印尼鎳冶煉資源，不僅保障供應鏈安全，也吃到了冶煉環節的紅利。

華友鈷業在印尼的成功，不只是因為去得早，更是因為它把自己變成了印尼工業化進程的一部分——它不只帶去了資本，更帶去了技術、就業、產業鏈，這種深度嵌入，才是資源國政府真正愿意保護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華友還主動引入有政府背景的本地伙伴或國際戰略投資者，先是將LG化學引入印尼項目，后又向豐田通商出售部分股權。“股權多元化是很好的風險分擔機制。”華友鈷業副總裁孫立會明確指出。

華友在印尼哈馬黑拉島的鎳資源開發項目（圖源：華友官網）

第二條，盡量尋找替代礦源，從單一地域押注到多區域對沖。

面對資源國政策收緊和地緣政治風險，中國鋰電企業需要一套系統性的“組合拳”，而不是零散的應對。尤其不能再“押寶”單一國家，而應在全球范圍內構建“組合式”的資源籃子。

例如，贛鋒鋰業既在阿根廷的“鋰三角”核心區通過控股PPGS等項目鎖定低成本鹽湖資源，也在非洲馬里通過Goulamina項目獲取高品位鋰輝石；中偉股份則在阿根廷布局Jama和Solaroz項目，鎖定超1000萬噸LCE資源。這種布局能有效對沖單一地區的政策或供應風險。

第三條，技術替代與資源回收協同。

當礦產資源更加稀缺、價格更高，中國鋰電企業最管用的辦法，是向技術創新要答案，尋求更多可替代的方案。目前，中國企業在磷酸鐵鋰路線上已經系統性地降低了對鈷的依賴；鈉離子電池的商業化，理論上可以進一步繞開鋰資源的地緣約束。

此外，電池回收也是自力更生的重要路徑——鈷、鎳、鋰均可從退役電池中高效回收，這是在地緣博弈之外，中國鋰電產業鏈重建原料自主性的可行解決辦法。隨著退役電池規模在2030年前后進入爆發期，電池回收的戰略價值將充分凸顯，這會成為中國企業的“新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