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首行動”是美國或以色列創新的優秀軍事思想嗎？

“斬首行動”是美國或以色列創新的優秀軍事思想嗎？

——從“擒賊擒王”到智能化精確打擊的思想演進與未來展望

晨霧 / 撰文

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黑蘭一處領導人辦公區遇襲身亡，一同遇難的還有約40名高級官員。這一事件再次將“斬首行動”推到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從2020年伊朗核科學家法克里扎德遇刺，到2024年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德黑蘭喪生，再到2026年這次針對一國最高領袖的精準打擊，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被稱為“斬首行動”的作戰方式，究竟是美國或以色列的原創軍事思想嗎？它的歷史脈絡如何？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一、東方智慧之源：“擒賊擒王”的思想萌芽

“斬首行動”的核心思想，在古老的東方智慧中早已有之。中國人常說的“打蛇打七寸”，正是這一思想最樸素、最生動的表達——打蛇要打在其心臟所在的“七寸”位置，才能一擊致命；否則，即使把蛇斬成兩段，它仍有反撲的能力。

將這一思想凝練成文字的，是唐代詩圣杜甫。他在組詩《前出塞》其六中寫下了千古名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首詩創作于唐玄宗年間，當時邊境戰事頻繁，杜甫借此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深刻見解：與其廣殺士卒，不如摧毀敵軍的關鍵——戰馬和主帥。詩中“擒賊先擒王”首次以簡潔有力的語言，將這一軍事策略概括了出來。

在杜甫寫下詩句后不久，一個經典的戰例為這一思想提供了生動的注腳。安史之亂期間，名將張巡守衛睢陽，面對叛軍將領尹子奇的強大攻勢，張巡深知只有除掉對方主帥才能扭轉戰局。但尹子奇混在軍中難以辨認。張巡便讓士兵用削尖的蒿草桿當箭射向敵陣。中箭的叛軍發現自己沒死，以為守軍箭矢用盡，紛紛跑去向尹子奇報告。張巡由此認出了尹子奇，立刻命神箭手南霽云用真箭射去，正中尹子奇左眼，敵軍大亂，睢陽之圍遂解。這個故事將“擒王”的重要性與智謀完美結合，成為后世引用的典范。

在明清之際成書的著名兵法《三十六計》中，“擒賊擒王”被正式列為第十八計（攻戰計）。其解語為：“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意思是摧毀敵軍的中堅力量，抓獲其首領，就能徹底瓦解其整體戰斗力。這標志著它從一句經驗之談，上升為系統化的軍事謀略。

二、西方理論奠基：富勒的“癱瘓攻擊”概念

英國的軍事理論家富勒（J.F.C. Fuller）

將“擒王”思想引入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是英國的軍事理論家富勒（J.F.C. Fuller）。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他提出了以攻擊敵方指揮系統為首要目標的“癱瘓攻擊”，亦稱“斬首攻擊”。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對戰爭形態演變的深刻洞察——隨著軍隊規模的擴大和指揮體系的復雜化，統帥部或指揮機關已成為作戰體系的核心神經中樞，打擊這些目標可以迅速對敵人的整個作戰系統構成威脅，使其陷入癱瘓。

富勒的理論為現代“斬首行動”奠定了學術基礎。在此基礎上，后來的軍事理論家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思想。信息戰專家提出了“五環理論”，將戰爭對手作為一個大系統，由五個環節組成：第一環是“指揮領導環”，即指揮系統；第二環是“有機必需品環”，即電力等相關的工業以及彈藥、食品等；第三環是“基礎結構環”，即交通航線等基礎設施；第四環是“個體群環”，即人口；第五環是“野戰部隊環”。在這五個環節中，力量最弱的是第一環，其功能和構成決定了它是整個作戰系統中智力、技術和信息最為密集的要穴部位，但同時也是作戰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最弱的部位，因此歷來是兵家追求的首選打擊目標。

三、美以現代實踐：從戰術選項到戰略工具

如果說理論的源頭在英國，思想的源頭在中國，那么將“斬首行動”推向極致的，則是美國和以色列在現代戰爭中的頻繁實踐。其中，2020年1月3日美軍對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的斬首行動，堪稱現代“斬首行動”的經典范例，全面展現了情報、技術與決策的深度融合。

2020年1月3日美軍對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的斬首行動

（一）蘇萊曼尼之死：一場精心策劃的“秒殺戰爭”

卡西姆·蘇萊曼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的指揮官，被譽為中東“諜王”，直接聽命于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伊朗境外行動的關鍵制定者。他行蹤極為謹慎，不使用智能手機，只使用一款沒有安裝任何應用的舊式諾基亞手機，出行時間與交通工具隨時調整，甚至會在購買多張不同時段的機票后最后一刻才登機。然而，美國對他的追蹤實際上從2007年就已開始——通過國家安全局的“棱鏡”計劃獲取其手機移動設備識別碼，監控長達13年。

圈套的設局：2020年初，美國情報機構得知伊朗與伊拉克出現積極接觸。美國通過沙特阿拉伯向伊拉克傳遞愿與伊朗改善關系的假象，在美方建議下，伊拉克向蘇萊曼尼發出訪問邀請。蘇萊曼尼就此落入圈套，決定赴伊拉克參加會晤。

情報鏈的運作：2020年1月2日，蘇萊曼尼從德黑蘭飛抵敘利亞大馬士革，當晚登上敘利亞“沙姆之翼”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巴格達。美方在大馬士革機場和巴格達機場均安插了線人——大馬士革的線人提供航班信息，巴格達機場的安全人員則負責確認目標到達及車隊細節。這一間諜網絡確保美軍能實時掌握蘇萊曼尼的行蹤。

打擊的實施：1月3日凌晨0時30分許，蘇萊曼尼的航班降落在巴格達機場。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副指揮官穆漢迪斯迎接了他，兩人一同坐上裝甲車，警衛人員則登上另一輛裝甲越野車。0時55分，當車隊駛離機場約2000米、行至公路拐彎處減速時，美軍的MQ-9“死神”無人機發射了四枚激光制導“地獄火”導彈，其中兩枚準確擊中蘇萊曼尼乘坐的車輛。從下達擊殺命令到導彈命中目標，整個過程僅持續數秒鐘，是真正意義上的“秒殺戰爭”。蘇萊曼尼當場被炸得粉碎，最后只能通過其平時佩戴的紅寶石戒指辨認身份。

行動的特點：此次行動體現了美軍“扁平化”指揮體系的效率——無人機拍攝的實時畫面通過天基衛星直接傳輸至華盛頓，呈現在特朗普總統、國防部長和中情局局長面前的顯示屏上。打擊完成后僅一個半小時，特朗普便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美國國旗的圖片。美軍還預埋了三角洲部隊的戰斗小組偽裝成維修工在附近待命，導彈發射兩分鐘內即趕到現場提取DNA信息確認目標死亡。

（二）美國對“斬首行動”的戰略偏好

美國對“斬首行動”的偏好，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戰略考量。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給美國留下了數萬美軍傷亡、數萬億美元耗費以及十余年泥潭深陷的教訓，最終僅換來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的尷尬局面。在這一背景下，避免大規模地面部隊卷入成為美國朝野的共同訴求。與此同時，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強調“保衛本土與西半球”是絕對優先事項，主張放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聚焦“美國人的現實利益”。在這一戰略收縮背景下，“斬首行動”成為一種低成本維持全球威懾的有效工具。

從作戰形式上看，美國已經悄然完成了從“大規模駐軍+正面作戰”向“情報滲透+特種作戰+精準打擊”的轉型。早期美軍用時5個月實施“沙漠風暴”行動，花費3個月完成伊拉克戰爭前的集結；2011年，美軍僅用時約40分鐘完成擊斃本·拉登的行動；而擊殺蘇萊曼尼，從下達命令到導彈命中僅數秒鐘。這意味著戰場的“時間”概念被徹底重構——從數月縮短到數分鐘。從空間上看，海灣戰爭的戰場是沙漠、城市、交通線等地理空間，而“斬首行動”的戰場則轉變為手機信號、衛星軌跡、人臉識別、行為模式分析等數字空間。從本·拉登到蘇萊曼尼，他們不是被數十萬大軍“找到”的，而是被身邊人的通訊軌跡、航班信息乃至情報線人“鎖定”的。

（三）以色列的實踐與美以協同

以色列在這一領域的實踐同樣引人注目。作為一個身處敵對勢力包圍之中的國家，以色列將“斬首行動”視為應對生存威脅的重要手段。從對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的刺殺，到對伊朗核科學家的多次暗殺，以色列展示了其在情報滲透和精準打擊方面的獨特能力。2018年，摩薩德闖入伊朗一處設施，竊取數萬份有關伊朗核活動的檔案；2025年6月，摩薩德被曝建立秘密無人機網絡，用爆炸性無人機摧毀伊朗的防空系統和導彈發射裝置。

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萊曼尼事件中，以色列摩薩德被指與美方存在情報合作。這種美以之間的制度化合作已經成為關鍵模式：美國提供全球范圍的技術覆蓋和情報收集能力，以色列則貢獻區域經驗、語言專長及既有的行動網絡。

四、思想演進脈絡：從直覺到科學

縱觀“斬首行動”這一軍事思想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演進脈絡：

古代階段：經驗直覺期。?以中國古代兵家的“擒賊擒王”思想為代表，源于戰爭實踐的總結，以樸素的格言和成語形式流傳。其核心是“抓關鍵”“擊要害”的哲學智慧，但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和技術手段。

近代階段：理論奠基期。?以英國富勒的“癱瘓攻擊”理論為代表，將“斬首”概念引入現代軍事學術體系，從系統論角度分析指揮系統在戰爭中的核心地位，為后續發展奠定理論基礎。

現代階段：技術爆發期。?以美國和以色列的頻繁實踐為代表，依托情報技術、精確制導武器、網絡信息化的飛速發展，使“斬首行動”從理論構想變為可重復操作的常規戰術。蘇萊曼尼事件中“13年追蹤+情報線人+無人機秒殺”的組合，正是這一階段的巔峰體現。

當代階段：智能化融合期。?當前正進入以人工智能、大數據、行為預測模型為支撐的新階段。如2026年針對哈梅內伊的行動中，美方可能運用了基于先進算法和大數據建立的人類行為預測模型，對目標進行分析、追蹤和定位。作戰行動的“戰場”正在從地理高地轉向數據高地。

五、未來展望：效度邊界與戰略悖論

展望未來，“斬首行動”作為一種軍事手段仍將被繼續使用，但其戰略效度正面臨深刻的挑戰和悖論。

第一，反制手段的不斷升級。?“斬首行動”的成功建立在技術代差的基礎上，一旦對手縮小這一代差，或者發展出有效的反制手段，其效度將大打折扣。蘇萊曼尼生前已展現出極高的反偵察素養——不使用智能手機、隨時調整行程、購買多張機票。在他遇害后，伊朗開始加速地下化與去中心化指揮體制，其他國家則可能加快非對稱武器研發。這表明，“斬首”短期內制造了震懾，長期卻可能刺激對手提升反制能力。

第二，政治效應的反向反噬。?蘇萊曼尼遇刺后，伊朗國內反美情緒空前高漲，此前各種反政府抗議被拋到一邊，民眾反而團結起來。2026年哈梅內伊遇害后，伊朗同樣出現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說明，“斬首行動”可能產生與預期相反的政治效果，反而強化對手的內部凝聚力和抵抗意志。有專家指出，蘇萊曼尼之死客觀上幫了伊朗政府的忙，使反美力量上升、親美力量收斂。

第三，國際法規則的挑戰。?無論如何包裝，“斬首行動”在國際法框架內均構成對一國主權的侵犯。美軍在非交戰狀態的伊拉克領土上暗殺第三國高級軍官，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質疑。此舉一旦成為“先例”，就將打破現有國際法規則，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無疑將遭到大多數國家的反對和質疑。

第四，戰略工具的適用邊界。?美國并非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對于實力較弱的對手，這種打擊模式易于奏效；而對于勢均力敵的對手，美國仍將以威懾遏制為主，避免直接軍事沖突。這種“分層威懾”意味著，“斬首行動”主要適用于中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難以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流工具。

結語

回到本文的標題問題：“斬首行動”是美國或以色列創新的優秀軍事思想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一思想的核心——抓住關鍵、擊中要害——源于人類古老的戰爭智慧，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擒賊擒王”詩句是其最早的文字表達，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將其系統化為現代軍事理論，而美國和以色列則憑借技術優勢將其推向極致。蘇萊曼尼事件作為現代“斬首行動”的經典范例，集中展現了情報、技術與決策的深度融合，但也揭示了這一手段的政治風險和戰略悖論。

“斬首行動”從古老的東方智慧，到英國的理論奠基，再到美以的現代實踐，走過了一條跨越千年的演進之路。然而，正如軍事學者所指出的，“斬首行動”本質上是基于科技優勢的降維打擊，一旦雙方軍事技術的代差被抹平乃至被超越，即使發起“斬首”作戰也很難得手。更重要的是，最終決定沖突走向的，并非單純的情報能力或打擊精度，而是更深層的政治意圖和戰略意志。

從這個意義上說，“擒賊擒王”這一古老智慧提醒我們：真正的“王”，或許從來不在敵方的指揮所里，而在人心向背之中。